上诉人马某，被上诉人某银行北京分行。马某经营一家酒水店铺，其贷款主要用于向某公司购买酒水。马某因此向银行申请生意人卡贷款，银行审核后发放了贷款，贷款发放后直接扣划至某公司账户，还款由某公司员工将钱汇入马某的还款账户。后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后因骗取贷款罪入刑，某公司也停止向马某供应酒水和代还款，因此马某出现逾期。于是银行将马某起诉至法院。在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刑事案件中，法院认为，金融机构基于与某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而向该公司下游经销商户提供的经营性贷款，而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却为了解决自身的资金周转困难，利用金融机构提供的这样一个融资渠道，指使公司的业务人员引诱经销商户在无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或超越自身经营需求和还款能力办理高额贷款，并将所得款项的绝大部分用于自身经营，并未根据贷款协议的约定向经销商户供货，法院最终判决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骗取贷款罪。在银行诉马某的金融借款合同案中，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贷款合同是双方的真是意思表示，贷款已经实际发放，马某应当偿还贷款本息。因此判决马某偿还贷款本息。马某不服提起上诉。

在二审期间，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改判银行在10%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二审法院的改判，主要基于在审理中发现银行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基于以上综合考虑，二审法院认为银行对于贷款存在一定的过失，这些过失行为不仅增加了贷款风险，也损害了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二审法院依据过失相抵原则，对银行的责任进行了判定，要求银行在10%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这一判决不仅是对银行过失行为的惩罚，更是对金融机构在贷款业务中应尽义务的明确强调。

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更是对金融机构在贷款业务中应当遵循的审慎经营原则和合规操作要求的深刻反思。金融机构在贷款业务中应当充分履行审核义务，确保贷款资金的安全和合规使用，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公平。同时，监管机构也应当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推动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业务操作的规范性和合规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对于金融机构是否存在过错的认定，应当持严谨和审慎的态度。审判实践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对金融机构的过失行为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估，确保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同时，也应当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引导，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公平。

肖某向银行申请信用卡，后出现逾期。逾期后肖某陆续还款，但他认为银行收取复利过高，不同意支付逾期产生的罚息复利，故而不再还款。这期间，银行将信用卡调整为销户状态。所以，肖某将银行起诉至法院，要求：1.银行恢复被注销的信用卡；2.撤销不良征信记录；3.多余收费肖某不再缴纳。

该案审理中，双方对银行是否有权注销信用卡发生了争议。银行提交的《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了若甲方经乙方催收仍未能清偿其欠款，乙方可选择采取或同时采取如下措施：停止该卡使用（电子现金交易除外）。由此，该案的焦点在于对《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停止该卡使用”这一条款的理解。诉讼中银行试图将该条款扩展解释为包括注销信用卡，而肖某则持不同意见。

从法律角度来看，《民法典》第496条第一款对格式条款进行了明确定义，并指出格式条款的特征。而第498条则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作出了规定，即首先按照通常理解进行解释，若存在两种以上解释，则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在这个案件中，从“停止该卡使用（电子现金交易除外）”这一条款的文义理解出发，停止使用应当理解为限制该卡的某些功能，而非直接注销该卡。因为若卡片被注销，则无法再进行任何交易，包括电子现金交易。

基于此，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存在偏差，未能充分考虑到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银行在行使注销权时应当审慎，避免过度行使违约责任请求权。作为金融机构，银行在提供信用卡服务时应当遵循公平、诚信的原则，确保合同条款的明确、具体，并在合同中合理设置与逾期违约相关的条款。

针对此案，银行主张依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当持卡人发生逾期时，银行有权采取注销信用卡的措施。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在追求金融机构权益保护的同时，更应关注如何更有效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尽管人民银行的规定赋予了银行这一权利，但银行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合约中，对此并未作出具体且明确的约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单方面扩大对合同条款的解释，直接注销消费者的信用卡，并以生硬的态度回应消费者的质疑，显然与当前倡导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大趋势相悖。因此，银行在行使权力时，应当更加审慎，确保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同时采取更加细致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回应消费者的诉求。

2013年，高某在银行职员张某推荐下，与某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投入105万元用于投资。在期满后，公司未能返还本金并支付收益。后该公司法人及银行职员均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刑事案件中，这些个人表示，当时本人和家人一起来到银行，欲将一笔闲置资金购买国库券理财。接待的是银行的客户经理吕某，他告知投资人国库券的收益太低，并主动推荐了一款收益高的理财产品，声称年化收益率为11%，并表示是银行代理的投资产品，绝对安全。

在这起案件中，经过审理后，法院认为银行在员工日常行为管理内部控制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漏洞，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力度不够，对员工日常履职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导致银行下属的多个支行长期存在客户经理违反监管规定销售非本行基金产品的行为，其未尽到审慎经营义务，存在侵权行为。最终判决银行承担20%的赔偿责任。

为遏制飞单现象，近年来，“资管新规”“九民纪要”等规范文件陆续出台，总体趋势上在不断强调金融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不断加强。针对飞单问题，银行应当加强内控管理，完善对银行员工特别是营业场所内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机制，确保业务办理流程的合规性；加强对理财产品销售情况的审查与监督，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建立异常业务行为的识别及反馈机制，提高银行员工的风险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消除侥幸心理，严守法律底线。

在上述案例中，证券公司在承销业务中未能充分披露发行人的相关信息，导致投资者在信息不足或误导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这是证券公司承销业务违规的主要表现之一。为了防范此类问题，证券公司应加强对信息披露的审核和把关，确保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内控管理的不完善也是导致承销业务违规的重要原因之一。证券公司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完善风险评估和监控机制，确保各项业务的合规性和风险可控性。同时，加强对员工的合规培训和教育，提高员工的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

在承销业务违规导致投资者损失的情况下，证券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赔偿责任较重，一些中介机构在面临巨额赔偿责任时可能会出现经济压力。因此，建立健全的赔偿机制和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保障投资者权益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醒了中介机构在参与证券发行过程中应谨慎行事，确保自身的合规经营和风险控制。